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忧思
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经济是否会硬着陆?居民收入是否难以提高?一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或增幅回落，是否意味着我国真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对此，学界其实并没有统一看法，各种观点众说纷纭。
有些人认为，中国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国有大国优势，腾挪空间大，居民储蓄高，投资高，重视工业化深入发展和转型，而且坚持改革开放;但也有些人认为，今后五年十年，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目前经济转型困难，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投资率逐渐下降，工业和制造业正在被金融和资产价格泡沫挤压，稍不留神很容易在中等收入阶段停滞不前。像东北地区，就因为重工业转型乏力，导致产业日益空心化，经济增速直线下滑甚至负增长，居民收入难以提高，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兆。
最近的这些争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等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刘世锦近日在《人民日报》刊文认为，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而且供给侧改革可以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当然，这些结构性改革尤其要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包括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抵制经济泡沫的干扰，引导资源流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要把制造业仍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干部队伍激励机制等等。
姚洋也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自身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大国优势，二是经济改革优势。
大国优势首先体现为大学入学规模。中国的大学在校生是3000万左右，每年600多万大学生毕业。另外，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科研人员，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1%。这个比重每年增加0.1个百分点的话，到2020年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2.5%的水平。
大国优势还体现为巨大的空间。中国的国土面积超过欧洲，人口是欧洲的2.4倍，内部差异也要超过欧洲。中国内部的差距远远大于沿海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过去发展主要是依靠沿海地区，近年来内陆地区已经开始迅速追赶。
经济改革优势也很重要。在本轮经济改革中，金融改革是比较彻底的。通过金融改革来促进创新，通过资本市场来承担创新的成本，发展资本市场也是中国正在做的。
姚洋同时认为，中国也面临一些短期问题，比如经济增速下行。原因主要包括世界经济在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调整，工业化过程的顶点时刻已过去;经济周期的影响。
当然，除了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充满信心的学者外，也有不少官员和学者存在担心和忧虑。
比如楼继伟在2015年4月24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直言，中国未富先老，滑入拉美陷阱可能性非常大。
楼继伟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如果我们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他甚至认为这个概率是五五开。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楼继伟看来，我国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那怎么防止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呢?楼继伟开出了药方，他认为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法治化比较差等。
蔡昉则从数据测算方面对我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提出警示。他认为，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7800美元，如果按照目前人均收入6%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接近1.2万美元的门槛，就是中等偏上收入，看起来是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一个动态标准。现在说的人均1.2万美元的标准，是世界银行在2010年的时候制定的，到2020年，这个标准很可能会变。另外，我国的人口红利在加速丧失;大宗产品价格持续下降;贸易增长速度慢于已经很慢的GDP增长速度，这些都是长期的挑战。
所以蔡昉的结论是：至少2030年之前，中国都不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