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中国新增长模式呼之欲出

　　文章指出，中国已经开启向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该模式将更多由内需和私人消费支出驱动，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出口和投资支出驱动。从产出结构的角度来看，近期服务业活动相对强劲的扩张和工业产出增长的放缓，反映出新增长模式的形成。中国的新增长模式有潜力支撑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和总体福利，且改善幅度将达到（甚至超过）经济改革头几十年所实现的水平。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型在中国的对外部门体现得最为明显。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贸易增长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自2008年以来，平均而言，贸易增长力度大幅减弱，对外部门已明显拖累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服务业成为增长引擎

　　在很大程度上，贸易造成的这种拖累被私人消费支出的相对强劲增长所抵消。本世纪头十年，私人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持续降低，到2010年降到了36%的低点。但自2010年以来，消费增长快于总体经济增长，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较之前的轨迹提升了逾5个百分点。

　　从生产的角度看，向新增长模式的转型在增长势头强劲得多的服务业表现最为明显。本世纪头十年，各种扭曲因素导致服务业产出相对萎靡。随着近几年政府政策大大减少或消除了这些扭曲因素，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于是，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显著上升，已占据GDP的大半江山，而工业占GDP的比重自全球金融危机前见顶以来已大幅下降。

　　转型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第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是中国放弃了大规模干预汇市的政策。上述政策曾导致人民币币值显著低估，并在本世纪头十年中期导致中国出现异常巨大的经常账户顺差，高达GDP的10%。价值低估的货币实际上同时补贴了一国的出口和与进口产品竞争的国内产品，情况向来如此。对中国而言，出口产品几乎完全是制造品，而与进口产品竞争的国内产品有约四分之三是制造品。简言之，中国的外汇政策构成了对制造业的补贴和对服务业的隐性税收。投资于制造业变得更有利可图，而投资于服务业则不然，这造成了相对失衡的生产结构。

　　但中国的外汇政策在2005年7月开始改变，起初缓慢随后提速。到2014年年中，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已升值30%，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大幅下降了8个百分点。从2014年年中到2015年年中，人民币再升13%，使自2005年年中以来的总实际有效升幅达到5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因此在2015年8月得出结论称人民币汇率“不再被低估”。这相对于该组织之前作出的人民币“中度低估”的评价，堪称一个重大改变。结果是，对制造业的补贴和对服务业的隐性税收减少了，促进了更平衡的生产结构的逐步确立。

　　其他的结构性因素正在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这是导致私人消费支出的角色日益扩大的关键驱动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现已停止增长，并且实际上会在未来几年轻微下降，这强化了近年来实际工资上升的趋势，是消费支出占GDP比例上升的关键前提。

　　其次，政府的各项计划使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的人口比例大幅提高。例如，到2014年底，逾95%的中国人口被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所覆盖，相比十年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推出时，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政府还急剧扩大了其他保险计划的参保面，包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障体系的大大加强，似乎推动了家庭储蓄率的显著下降。本世纪头十年，家庭储蓄率持续上升，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私人消费支出的疲软。但自2010年以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已经下降，增强了工资增长在促进私人消费支出中所发挥的作用。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和福利持续增加，并且这一趋势看上去很可能延续下去，为向消费驱动型增长的转型提供了支撑。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构性因素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升至世界银行分类中的“高中等收入”国家。在人均收入超过这一门槛的同时，消费支出中流向服务（而非产品）的比例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随着收入上升，以及对食品、衣物、住所的基本需求得到越来越好的满足，人们开始在教育、医疗、娱乐、旅游等服务上加大支出。但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提供服务的劳动密集程度是产品生产的大约两倍。工业产出提高1%会创造约50万个新就业岗位，而服务业产出提高1%则会创造大约100万个新工作岗位。因此，服务业的扩大意味着，尽管中国总体GDP增长在放缓，过去几年城市中的新增就业却异常强劲。城市中新增就业的增长，进一步促进了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扩大，进而促进了消费增长和对服务业需求的上升。简言之，中国步入了一个以“良性循环”来描述最为恰当的发展阶段，其中多个结构性因素相互加强、带来更均衡的增长。

　　完成向新增长模式的转型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同时需要推进旨在提高生产率，尤其是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实质性经济改革。平均而言，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远低于私有企业。投资占中国GDP的比例仍然过高。除非推出新的改革，显著提高国有企业仍然掌控的大量资产的回报率，否则，在降低投资在GDP中比重的同时维持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将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