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颐:反家庭暴力要立法更要执法

    8月17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广州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深圳市妇联联合主办的“2014深圳反家庭暴力立法研讨会”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初稿于会上公布讨论。有关部门透露，深圳93.9%的丈夫曾对妻子施暴！《草案》首开先河将经济伤害行为纳入家庭暴力范围。 (8月18日《广州日报》)

    李阳家暴事件、白静被杀害案曾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故事情节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有数据显示，中国至少有1/4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已经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本次立法研讨会透露，深圳93.9%的丈夫曾对妻子施暴，更是把家庭暴力问题以放大状态呈现在公众面前。尽管《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对禁止家庭暴力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是在如何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保护和救助等方面，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再加上，家庭暴力举证困难，夹杂着婚姻、亲情的因素。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对家庭暴力制造者的威慑力还没有显示出来。正如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所言，“家庭暴力早已不是个人私事，制定反家暴的专门法律，将使中国4.01亿个家庭中的成员获得公权力的保护。”反家庭暴力立法迫在眉睫。

    当然，遭遇家庭暴力的一方有很多途径为自己讨回公道，如以虐待家庭成员罪，把施暴一方告上法庭；起诉离婚；或者向妇联申诉；向媒体求助。但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社会舆论都是息事宁人、劝和不劝散。“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公众的潜意识中，家庭暴力仍然被看作是家务事。家庭暴力受害者在抗争无果以后，除了忍气吞声，或者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以外，其权利主张往往难以伸张。由于家庭暴力涉及婚姻、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家庭伦理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反家庭暴力立法，也有对传统世俗观念与法律刚性不足的矫正意味。

    尽管反家暴立法还需迈过如何界定家庭暴力、调查取证困难、适用罪名等几道坎儿。但是，权利总比理由重要，办法总比困难多，反家庭暴力立法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并集思广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女同胞的意见，早日与民众见面，为遭遇家暴者保驾护航，为4亿家庭打造和谐家园。

    在《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之前，深圳市领先一步，拟出台反家暴地方法规，并把经济伤害纳入家庭暴力范围，此举拓宽了家庭暴力的外延，丰富了家庭暴力的内涵。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家暴数据上升（深圳93.9%的丈夫曾对妻子施暴就颇能说明问题）。但是，将经济伤害纳入家暴的范畴，体现了法律保护家庭弱者尤其是经济不独立女性权利的姿态。夫妻的收入有多有少，特别是全职太太，她们与丈夫支架存在经济依附关系，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在家相夫教子，其权利与尊严，无疑应该受到尊重。从法律上讲，夫妻双方有互相扶助的义务，夫妻双方的收入是共同的家庭财产。收入多的一方不应歧视收入少或者无收入的一方。深圳市拟将经济伤害纳入家暴范围，是可贵的立法尝试，将为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法》积累立法经验。

    反家庭暴力入法，为家庭弱势成员撑起一片权益天空，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换个角度讲，立法不能解决所有家庭暴力问题。如何增强法律可操作性，加大对施暴者的惩罚力度，让受害者有底气对包括经济伤害在内的各种家暴行为说“不”，比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更重要。而且，家庭暴力的危害时刻存在，相关部门与受害人不能坐等立法。在反家暴的问题上，公检法、妇联等相关部门与媒体都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加强舆论引导，提高家暴违法成本，全社会共同努力，形成法律法规与道德舆论的合力，共筑反家庭暴力安全防线，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