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成京津冀第三极希望巨大 东部新城寄予厚望

　　 （原标题：天下第一庄如何“归位”）

　　在北京和天津之间go2map，石家庄适合以工业化立足；在河北省内，与唐山和沧州的“沿海模式”不同，与涿州等13地的“环首都模式”也不同，石家庄必须建立以内生性增长为主的“大陆模式”

　　天下三分，独缺一角。

　　在京津冀经济圈中，北京和天津是无可争议的两极，而作为河北省省会的石家庄，却长期被湮没。京津冀也由此缺少一大战略支柱，这也是其长期无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抗衡的一大原因。

　　2013年，石家庄市生产总值达到4863.6亿，在河北位列第二，在整个京津冀经济圈中位列第四，呈上升之势。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势之下，石家庄能否“真神归位”，如愿成为京津冀第三极？

　　 石家庄的两大时势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势二字，对于城市和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石家庄过去与未来的兴衰沉浮，很大程度上，均由时势造就。

　　上世纪初，由于偶然的因素，石家庄成为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交汇点，从此由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崛起为华北重镇，并逐步取代正定和保定，成为控燕京南门、扼冀晋咽喉、连齐鲁中原的华北重镇。直至后来成为河北省省会，依托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逐步成为整个国家的棉纺、医药、化工、装备制造等产业基地。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但是，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石家庄长期被边缘化，也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外部时势所致。

　　历史上，华北区域动荡不安，行政建制亦不稳定，长期以来，河北的中心并非石家庄，而是保定、邯郸，甚至是天津。直至1966年，石家庄才确定为河北的省会，因此，石家庄与其他的省会城市相比，经济基础、话语权都相对较弱。

　　此外，京津冀的龙头城市布局，与珠三角龙头城市布局类似。广州作为广东省会，不仅受到珠三角天然的领袖城市香港的影响，也要被横空出世的深圳遮挡部分光芒。同样，石家庄的人才与资源，不仅被北京吸纳，也受到直辖市天津以及河北其他重要城市的影响。特别是唐山、保定等，凭借融入北京和天津获得的快速发展，逐渐与石家庄分庭抗礼。石家庄作为河北的省会网络超女，实际影响力却局限在冀南半壁江山，大大影响了其对于全省的资源调动和利用能力，更遑论融入京津冀经济圈、成为其中重要一极了。

　　在河北省，石家庄的城市首位度非常低。唐山在经济总量上排名河北第一，而邯郸、保定、沧州的经济总量亦接近石家庄，与一般省会一城独大（如武汉与长沙）或者是双雄争霸（如大连与沈阳）不同的是，河北是群雄并立，石家庄只是独守一隅，并无绝对优势。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奉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沿海，再发展内地，在此战略之下，北京和天津率先发展，河北整体陷落，石家庄更是几乎被遗忘。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国家大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已经从非均衡发展战略，逐步过渡到均衡发展战略，由此，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正在全国以及各个经济区内部进行。在未来，从北京和天津向河北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被认为是一种方向，石家庄的城区和东部，未来均可借助此次产业转移的时机，实现新的飞跃。

　　未来中国需要改变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十二五”规划中，也对中国的未来产业进行了重点布局，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寄托了厚望。在此情况下，各地都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石家庄地近京津，但是却不用像北京那样因为承担太多政治文化功能而存在种种发展限制，可谓发展新兴产业的上上之选。石家庄成为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增长极，机会巨大。

　　由此，借助中国产业转移的浪潮，承接来自京津冀经济圈乃至全国的产业转移，加大工业化力度，以及借助新兴产业进行产业破局，是石家庄未来的两大时势。

　　 以空间换时间

　　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此一战略，是中国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共识，亦是一切经济后发区域“后发先至”的通用战略。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亦普遍存在时间（效率或者说速度）与空间的置换问题。改革开放早期的优先发展沿海战略，即是典型的以时间换空间，而等沿海基本实现工业化后，中国开始实行全面、均衡发展的战略，又变为以空间换时间。

　　事实上鹿鼎记，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更适合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

　　目前的一些发达区域，其发展速度已经滞后于内地，前不久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西部城市增速已经全面超过了沿海，而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增速更是下降非常明显，北京的增速甚至全国倒数。

　　受制于战略腹地狭小，国内一些发达的城市和区域，其潜力已经几乎挖尽。如深圳，其早期发展，长期由关内的经济特区带动，而最近几年增长变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战略腹地不够，发展几乎达到极限。由此，不得不扩关。而整个珠三角要突破发展瓶颈，就需要将珠三角外的地区拉上自己的战车。

　　同样，在京津冀经济圈内部，此前的两极北京和天津，在传统产业领域均已达某种极限。北京目前已经完成了产业转型，其服务业达到75%以上，为大陆城市最高。其传统产业不可能再复兴，而天津前几年发展快速，则是依靠滨海新区破局，投资布局已基本完成，不可能年年如此。也就是说，天津也难以找到新的战略腹地。

　　石家庄则不同。此前，石家庄市区面积仅156平方公里，严重压缩了其发展空间。石家庄弱在县域经济，而非城区经济。在都市区组团县市纳入市区统一规划之后，石家庄的都市区总面积扩张为2817平方公里，是之前的十几倍，战略空间急剧扩大。

　　自2008年至2012年，石家庄GDP五年增长分别为11.0%、11.1%、12.2%、12.0%、10.4%，略高于河北省同期整体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石家庄实施中东西分区发展战略，均以实现大规模工业化为重点，特别是中部和东部，如果能够实现和目前石家庄主城区接近的发展程度，则几乎等于再造好几个石家庄，其未来潜力惊人，崛起为京津冀第三极，希望巨大。

　　 传统产业改造是重点

　　2013年，石家庄的三大产业比例为9.8：47.2：43.0。无论是河北省还是石家庄市，其三产比重，都没有超过50%。由此看，石家庄市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尚未完成彻底的工业化。

　　石家庄乃至河北三产的比重偏低，某种程度上受到北京的影响。如同香港的存在天龙八部，使很多珠三角重镇三产比重下降一样，北京作为京津冀乃至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其发达的服务业，分流了石家庄乃至河北的三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北京的转型也给石家庄提供了机会，石家庄可以借助北京和天津的力量，在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同时，完成对其传统制造业的改造。

　　从这个角度来说，继续加大工业化，是石家庄未来发展的重点，亦符合京津冀经济圈内部城市的分工需求。

　　而在目前石家庄的规划中，很多都涉及到高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事实上，由于受制于北京和天津，无论如何，石家庄都难以成为区域性高端服务业中心。此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石家庄也不可寄望过高。天津的滨海新区将新兴产业作为发展重点，保定在打造电谷，而邢台亦宣称要打造光伏产业基地。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究竟有多大，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群雄并起，石家庄并无独到优势，最多是机会均等。

　　因此，在以新兴产业为“奇兵”的同时，石家庄更需要发展制造业，重点完成传统产业的升级，方为久远之道。比如，石家庄是中国医药制造业领军城市，但在整个医药制造业中，石家庄的原料制造占70%，成品只有30%。如果能够完成产业链延伸，从原料上升到成品，则前景广阔。其余产业亦存在类似的机会。此外，实现企业的改制重组也是一种转型模式，华北制药借与冀中能源的联姻，完成了自身的再造，亦可成为未来石家庄众多企业转型的镜鉴。

　　 石家庄需创造“大陆模式”

　　在石家庄的未来战略中，东部新城被寄予了厚望。在某种程度上，新城模式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发展秘籍，比如上海和天津，便是借助了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实现了所谓“跨越式发展”。在河北省内，唐山的曹妃甸新区和沧州的渤海新区，对于两地经济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未来石家庄的发展模式，注定与天津和上海不同，甚至也不能与唐山和沧州类比，相对于以上城市的沿海模式，石家庄更需要创建一种全新的“大陆模式”。

　　所谓“大陆模式”，与“沿海模式”有两大重要区别。

　　其一是大众产业。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焦点装修家居网，其真正的起家方式，都是发展沿海重化工业，如钢铁、石化等，这些项目投资巨大，动辄数百上千亿，对于拉动当地经济总量效果显著，但真实的经济效率，也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身处内陆的石家庄不可能像这些沿海区域一样发展重化工业，而应走一条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以装备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为辅的发展之路。

　　事实上，大众产业的生命力更为持久。中国国民收入偏低导致低端消费流行，未来中国将从低端消费过渡到大众消费。重化工业无法产生直接消费，并非适合所有区域。传统的大众制造业更适合中国未来发展战略。

　　其二是民营企业。上述这些沿海新区，都不具备内生性发展特质，其资源投入，主要来自中央政府或各个央企，最典型的就是滨海新区，云集了近百家央企，整个新区基本靠央企撑起来。其经济增长对于政策性投资依赖过大。国有企业、垄断性企业比重过大，民营经济缺乏活力。

　　而石家庄虽然相对发展速度慢，经济效率却更高。2013年，石家庄的民营经济占比约65%，远远超过京津冀主要城市。

　　目前，国内的区域竞争非常残酷，引进外部资金，特别是借助国家政策性投资，以及获得央企的垂青，确实非常重要。河北要做大经济总量，也需要来自外部的资源支持，但是，石家庄政治地位不及津沪，区域优势亦不明显，恐难以寄托过大。石家庄最大的优势，仍然在民营经济。

　　坚守大众产业，坚守民营经济，以活力和效率取胜，方才是石家庄创造大陆型城市发展模式的精髓。

　　当然，上述所谈，实乃一家之言。也有人认为，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如何，不在于其行政地位的高下，不在于其经济总量的多少，而是要看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程度。一个政治中心的产业发展，应该首先考虑清洁性、智力性、人本性。省城也不一定是本省经济地位最高的城市，石家庄大可不必为此而着急。它有自己应该做的事。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罗天昊，也是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著有《大国诸城》）